钟敬文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49年前后，执教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南北多所著名高校，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他学术思想开放，且能扎根中国实际。他毕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文化，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民俗学之父”。他的学问精深，晚年创建了“中国民俗学派”，创立了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系统，是中国民俗学高等教育事业的开山泰斗。

《钟敬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全面展现了钟先生的重大学术文化遗产，主要体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内容权威、全面系统、原创性强

《全集》共16卷30册，体系庞大，是体现中国传统学问与现代人文科学交叉，集多学科、多载体、多元化为一体的一部权威性著作。《全集》首次发表了钟敬文先生的大量手稿，经全面系统整理，共形成19册，分布在《全集》第2册至第29册，约765万字,占《全集》文字总量的64%。先生已出版的旧著，发表的历史时期长、时间跨度大、所涉及的中外书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众多而复杂，在《全集》中全部重新做了修订。编辑团队对所有的文稿尽量找出缺失的资料，核对档案文献，使得各类文稿齐备。对在有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文献，全部撰写了背景说明。对先生一生出入最多的民俗学、文艺学和诗词学等学科使用的常用术语和不同时期使用的专门用语，均做出必要的知识性注释。《全集》全面系统地展示钟敬文先生的学术文化成就，体现其重大历史价值和未来传承价值。

二、“中国民俗学派”的标志性成果

钟先生强调，中国民俗学研究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建设。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民俗学，而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其次，中国民俗学研究要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国学，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建设；最后，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意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创造性研究。《全集》充分体现了钟先生的治学理想和学术主张，尤以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最为专精，最具中国特色，饱含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全集》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学术成果，是“中国民俗学派”基础理论的奠基石。

三、具有多元化的国际视野

钟先生认为，中国民俗学者要有国际视野，全面地认识人类优秀文化，《全集》的第16册体现钟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吸收俄罗斯文艺学、法国社会学等西方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对文艺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第17册和第18册关于鲁迅的研究，展现了先生留学日本期间对于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与独特优势；第19册国际交流部分，内容涉及近10个欧美亚国家，体现了先生广阔的学术胸怀和学术视野。

四、遵循学术规律、创新编纂体例

《全集》的编辑原则是尊重历史、尊重学术规律，尊重学术大师原创成果的原貌，按照钟先生将传统国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实际分卷编辑，综合关联。涉及中国整体文化和文学的著作，如传统国学（小学、经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诗词格律学、比较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新闻报刊学等，使用学界通用术语，进行立卷命名。对钟先生撰写的民俗学著述，使用他独立创造和长期实践的民俗学基础理论与研究分支的术语划分卷本和命名，设立“民俗学卷”“民间文艺学卷”“民俗文化学卷”“民间传承文化学卷”“历史民俗学卷”“民间艺术学卷”和“民俗教育学卷”。体现出钟先生坚持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将独立学科文化的构建与中华优秀文化广博的知识系统相联系的鲜明特征。

《全集》是中宣部“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是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涌现的重大学术文化成果之一。主编董晓萍教授为钟先生原学术助手和学术继任者，组织钟先生众多弟子和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书局等著名专家学者47人次参加编纂，历时8年奋战完成。项目承担单位与图书出版单位认认真真搜集和整理钟先生学术遗产，全力打造精品。《钟敬文全集》展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水准，达到了大型学术丛书编辑出版的高水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供稿：成果转化部）